【臉書】TWNIC網路治理學校獲選心得清資會

背景

今天參與台灣網路人才培育研習營的第二輪選拔，拿了個正取第一名，實在承蒙不起，還需多多積極參與。這表示今年可以使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慷慨大方的資源，出國實地參與國際網路組織的重要會議。

TWNIC 一向很大方，在青年培訓部分不遺餘力。這次培訓營是繼去年參與亞太網路治理學校（APSIG）之後，我第二度參與 TWNIC 辦的活動。

選拔成為代表，表示我有義務將國際現場的第一手資訊寫出來，與台灣的朋友一同學習新知。我應該會選擇參與複數次ICANN（網際網路名稱與數位位址分配機構）會議，近一步深度探索網路治理界的前輩們努力的領域。

不過今天上完課實在是蠻感慨的，心裡有很多話想說，索性寫成了整個系列的第一篇文。當然不免俗地需要先免責，根據公務員發表職務言論辦法，以下言論並沒有代表服務機關，更沒有使用工作職稱，僅為一些個人這些年參與國際網路事務的感想與焦慮。

今天培訓營結束前，主席周立德老師要參與學員用一分鐘的時間發表自己的心得，總的為一個收穫與一個問題。此時我忽然理解了「五味雜陳」四個字是什麼意思，好多東西想要講，但又不知道適不適合（已經被八卦版斷章取義到得了PTSD），而且當時只有一分鐘。

我實際分享的內容是濃縮版，適合再次展開。我的啟發是「網路治理一言以蔽之，便是針對各種『有限的』數位公共財進行分配與創新，讓會受到影響的各種人有機會參與其中，並且在創新的過程中下降公共財的成本。」而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在由上而下（top-down）的官僚機構，進行由下而上（bottom-up）的制度變革。

關於網路治理的變革實踐，這究竟是不是一場變革的幻覺，我到現在還沒有答案。我自己首先是一個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者，因緣際會參與政府部門，才有機會一瞥國際網路組織的面貌，並且第一線參與國際技術社群，但也因此讓我發現，要持續參與國際網路組織，並不是一件多容易的事情。反而讓我回頭想說，臺灣要站上網路世界的舞臺，是不是應該倚靠組織化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條條框框一大堆的官僚組織。

觀察

過去這兩年，由於需要配合國際時區，許多國際會議是在半夜進行。有一陣子我幾乎是日夜顛倒，大量參與各工作組（Working Group）的線上事務。有多少公務員願意這樣做呢？回頭看來，幾乎都是約聘人員願意這樣幹，但約聘的比例實際上非常少，並沒有新聞寫得那麼多（打三折都還不到）。

公務員不願意這樣幹也是合情合理。第一個原因是上班時間是沒有彈性的，半夜上班只能用加班處理，隔天白天還是要上班，半夜上班還需要寫加班日誌，而且一個月的加班時數是有上限的，超過了也不可能報加班。

更別提多數公務員是不習慣也不願意開口講英文的，還要用英文討論技術發展，這是要逼死誰，他們高考進來又沒有這個覺悟。此外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可能原因，就是越多的新知與國際進度，就代表更多的業務。這對於沒有權力分配工作的承辦人員，等於是幫自己加更多的工作。說真的，就這點薪水，it’s above their paygrade。

但我在這段過程中學到很多。在參與國際標準訂定的過程中，發現「真正」可以滿足人權價值的數位標準已經成熟，而且有許多政府、企業以及學界正在磨刀霍霍，加大投資力度參與其中。你能想像有一天，政府提供的數位服務，竟然可以幾乎全面自宮，讓數位監控幾乎不可能，讓每一個人都享有絕對的隱私與自主權嗎？

我正是因為大量的夜間熬夜參與，才能夠在第一線親歷這個現象的發生，並且在大量的交流下，理解各國朋友在各自的崗位上如何推動這個尚未崛起的運動。我們也因此才知道該怎麼有效地轉化為符合台灣民情的專案。

我可能也是因為對於人權的追求，才願意到現在還留在現在的部門服務，我非常擔心自己作為機器裡的齒輪，一個不小心，便有可能成為平庸的邪惡者。任何具有一定的官僚體驗的人，大概心底都知道這極有可能發生。至少我知道自己的良知可以成為某種程度上的抗體，直到受不了離職為止。

但說真的這是一段非常過癮的經歷，通常能夠進行網路標準建構的人，幾乎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技術人才，能夠挑戰他們，獲得平等的討論，甚至是加速台灣的技術發展，真的很感激。不過體力還是有極限的，我漸漸降低了晚上加班的狀態，因為身心狀態出了問題。

這兩天與同事討論，如果我們這些不要命的約聘離職，到底該如何交接，留下這兩年多來努力累積的人脈網絡。結論是非常困難，就像是合夥人帶走了客戶、里長伯帶走了真正能解決問題的頭人。我們雖然沒有那麼大的產值，但這些建立起來的國際情誼，是很難用制式化的交接，交給下一手的。下一手需要自己積極的重新建立人脈，可能兩年又過去了，身心又具疲了。

想法

說得更好笑一點，都是公開資訊了應該就可以講。

在報名參加台灣網路人才培育研習營之前，我們並不知道數發部的出國預算被砍光。結果實際參加研習營之後，發現參與學員還有來自其他公部門的熟面孔，原來是 NCC 的朋友，他們的出國預算也被砍到零了。參加研習營的人本來就是積極的人，這些積極者今年只能換另一個身分，以青年之姿，仰賴 TWNIC 的民間資源，繼續將青春奉獻於台灣與網路組織的連結。

持續性是一個至今無解的問題。來自公民科技社群友人的玩笑話「網路組織會議不就是上網開會」，說真的不理解網路技術的人，可能真的會相信這個笑話不是反串。但凡任何專業領域技術，要有實質合作，是需要非常大量事前積極聯繫。十次有九次失敗是正常的，但是訓練出來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屢敗屢戰比常勝軍還難得。

而且網路治理組織，有大量的「多方關係人活動」，這是非政府成員也可以積極參與貢獻的場子，由於臺灣被拒於許多已正式國家為條件的「多邊組織」之外，這是台灣人少數可以正大光明走進去的地方。

我們如何在由上而下（top-down）的官僚機構，打破國家參與國際合作的限制，進行由下而上（bottom-up）的突破性外交，私以為這是值得建制化的領域。而且這並非沒有前例，歷史上中共在國際上居於劣勢時採用了「以民促官」、「以民掩官」的做法，讓民間交流突破官方壁壘。現在情勢整個顛倒過來，臺灣在太空技術或一些機敏技術老早也使用了這種 dual-use 的做法。那麼在更軟性的開放數位技術合作，是不是也值得考慮一下？數位經濟的長足飛躍，是不是應始於國際標準的積極採用呢？臺灣的資服業者，又有多少人願意投入成本在這短期內難以見效的重要領域。

在高度不穩定的組織服務，同時又要試圖做出所謂「成績」，我終於願意下結論，這恐怕不是一個適合長期進行人才培力的地方。那麼具有組織性的公民社會會不會是更好的解法？

我非常豔羨台灣兩個網路組織的發展，第一個是 FIDO Taiwan Alliance 與張心玲分會長，這是數位產業標準的奇蹟。Karen 會長竟然能靠一己之力，將台灣數十間企業整合成功推入國際，甚至讓謹慎的公部門也願意參與。讓新興標準不再是口號、記者會、MoU，而是真正能普惠大眾的技術。

另一個便是 TWNIC，能夠從當初交通部撥款成立的財團法人，如今成為自營運的獨立組織，與政府之間具有臂距，又有足夠的代表性，代表台灣與國際組織互動，甚至還能長年培力網路治理人才。而且台灣有許多網路治理前輩，如吳國維老師、詹婷怡前主委等，還能在重要的上層國際組織作為董事、主席等，實在是不知道當時艱困的國際脈絡要怎麼誕生這樣難得的案例。

這或許是在「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之間幾個不錯的平衡案例。網路治理說穿了其實就是權力博弈遊戲，我們有沒有足夠先進的思維，在千百個既有網路問題越來越嚴重，下一代網路發軔之時，能夠退一步，讓多方關係人進場形塑出具有共識的結論，並演化出技術標準，影響產業、政府，最終涓滴至個人。網路發展史有很多傑出的案例，讓小蝦米產生權力駁倒大鯨魚。但由於網路技術已經普及到每天每個人都在用，大眾便很容易忘記這是多麼偉大的技術故事，這是很值得所有人都理解一下的。

以上是我早上五味雜陳的感想展開版，將撞得滿頭包的經驗分享出來，實在是不好意思。希望這次不要再被斷章取義了，阿們，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