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WSIS+20：網路治理未來與多方參與心路

背景

網路的地緣政治論壇

這是 ICANN84 系列最後一篇，前面幾篇的錯誤感謝專業的朋友指正（尤其是 Man-ju 我真的好佩服呀！）。本來在整理這些龐大知識體系（與背後的快意恩仇）時，很擔心會弄錯或踩到誰的線，但想想不整理公開資料挺可惜的，本著資訊傳遞的角度來做心裡就比較踏實，錯誤也迭代修正，這樣好就無愧自己做網路人才培育 Fellow 的這段機緣。

這篇討論 WSIS+20、GDC，以及 WSIS 衍生的 IGF。

下面的報告整理自 ICANN84 的地緣政治論壇，主題就是 WSIS+20。

我會對 WSIS+20 感興趣，一方面是因為 WSIS（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二十）今年正好是第 20 年，上一次 WSIS+10 至今十年，有一個大型的回顧並且承先啟後；而來是 WSIS 衍生出網路治理論壇（IGF），這是一個從聯合國系統中誕生出來的多方關係人論壇。

這個指標意義在於，聯合國是多邊組織，意即開會時只有正式成員國可以坐下來談談，其他非國家組織不是旁聽就是進不去，當然台灣進不去。

但多邊組織怎麼會同意「多方關係人論壇」出現呢？因為 20 年前聯合國系的組織必須順應資訊社會／網路社會的發展脈絡，因此討論後由秘書長辦公室主導設立網路治理論壇（2005 年 WSIS 突尼斯議程）。

這二十年間除了聯合國的 IGF 之外，世界各地也都有自己的 IGF，包含亞太區的 APRIGF、台灣也有 TWIGF，甚至還有青年朋友自己主導的 Youth IGF（yIGF）等等。縱使這些 IGF 並沒有實質主導聯合國議案的權限，但網際網路的治理流變，也可以在這些論壇裡面一窺究竟。btw APRIGF 去年在台灣舉辦。

二十年後過去，有許多人開始擔心 IGF 會不會因為聯合國認為階段性任務完成而停辦，同一時間也有人在呼籲 IGF 應該成為常設論壇。因此 WSIS+20 的其中一項看點，就是看看 IGF 的未來會怎麼變。

當然，WSIS 與 IGF 並非 ICANN 組織相關的活動，但因為 ICANN 處理域名，當然也跟網路治理有很大的關係，且 ICANN 大會可以說是網路組織、人權組織、商業組織、政府代表有機會大量交流的場合，因此在 ICANN 的地緣政治論壇中，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關係人，發表對於 WSIS+20 的想法。而主持這場會議的人也是官方外交官。

我在兩個月前有翻譯 WSIS+20 的第零版草案（Zero Draft），也有放上臉書，但顯然這個脈絡太深沉了，且台灣進不去討論脈絡，因此沒什麼關注（我把文再放留言）。我自己路過日內瓦開會時，甚至想進去 WSIS+20 旁聽看看實際的協作情形是什麼樣，不過收到報名成功的通知後，人已經離開瑞士了。

不過對我自己來說，這個第零版草案真的是…很無聊，往往原則性的文件需要透視眼，去解讀背後的脈絡才會讀起來有味道。大概的重點有四：

一、 IGF 從「十年期延長」走向「常設化」，此後不用每十年都來檢討要不要續辦；

二、數位公共建設（DPI）與數位公共財（DPG）變成正式的投資與合作架構，這與我在哈佛 Fellow 期間討論的方向是一致的，當我們討論國際數位公共建設時，一定要先討論採購與預算編列的脈絡，再來評估影響力，尤其數位領域很容易在國境上跨來跨去，公共預算裡是否包藏禍心或有意識形態路徑，甚至是各種國際關係主義的競逐，從抓預算開始就可以斧鑿斑斑。

三、「明確」反對網路關閉與數位監控，個人覺得陳義甚高，但很有腸子（guts）。網路關閉已經成為威權國家降低「民主壓力鍋」的慣用伎倆，聽起來很遠？其實很近。在我到處亂搜集的稗官野史整合下來的結果，台灣在關鍵時期，許多有意識的的網路前輩的努力下，才沒有走上網路關閉與內容封殺這條路，其內部壓力是一直存在的，當然也有浮上檯面過，並非陰謀論。（希望有研究生或老師的 STS 論文來寫這個，敲碗敲碗）

四、聯合國在 AI 議題，想要從 WSIS+20 從原則聲明升級成有撒錢途徑的工具。這方便我比較沒興趣，就沒去 decode 了。

最後另一個看點是，WSIS+20 會不會與聯合國另一個框架「全球數位契約」（Global Digital Compact，GDC）相衝突？老實說除了脈絡不同以外，我已經分不出兩者到底有什麼差別了，除了前者每十年關照一次，後者目標在 2030 以前要完成某些目標。

跟 GPT 討論的結果，他說 WSIS+20 是資訊社會的共識框架，GDC 是數位社會更廣泛的架構，包含新興科技、數位經濟等等內容，我關注的數位身分也有在 GDC 裡面被提到，但還沒有較明確的結果出爐。（而且聯合國的文件與會議都有點沉悶，很容易記不住內容…）

而此題在 ICANN84 地緣政治論壇的看點是，WSIS+20 與 GDC 之間如何不疊床架屋（兩筆預算放給同一組織，行政成本會提升），人權議題（如 Article 19）如何反復強調價值，或非政府組織很怕政府組織一夕之間翻盤各種不錯的草案決定。

總之大概就是這樣，台灣雖然不在聯合國系裡面，也不在電信聯盟（ITU）裡面。但許多基於產業利益、人權價值的多方關係組織裡面，還是有可能逆推議題回去最後的文本裡面。但我自己覺得這些內容都很棒了，好像不用特地強調或修改就是了，也可能是我道行不夠，沒有抓到可能被卡脖子的小細節。

前情提要大概說明到這，以下就是論壇本身的整理了。

＊＊＊

觀察

地緣政治論壇：聚焦 WSIS+20

一、整體背景與流程說明

本場次聚焦於「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二十年回顧」（WSIS+20 Review），亦即對「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WSIS,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自2003年、2005年兩階段峰會以來之成果進行系統性檢討，並討論後續的全球數位治理架構如何在2025年後延續。會議亦將「網際網路治理論壇」（IGF,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的定位與未來角色、「全球數位契約」（GDC, Global Digital Compact）的互動關係，以及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multi-stakeholder model，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納入同一脈絡。

本次會議由聯合國大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所指派之兩位「共同協調大使」（co-facilitators，共同協調人）之一出席並致詞。該位大使（下稱「協調大使」）強調，他與另一位共同協調大使受命推動 WSIS+20 檢視進程時，清楚意識到此進程自始即具有「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的傳統，並非僅限於「政府間談判」（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在 WSIS 體系中，參與者除了各國會員國政府之外，長期包含技術社群（technical community）、私部門（private sector）、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等多元行動者。協調大使強調，這與一般僅由會員國主導的聯合國政府間談判流程不同，因此他們在整個過程中特別嘗試保留並擴充這個「多方參與的空間」。

為落實此點，兩位共同協調大使成立了「非正式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小組」（informal multi-stakeholder sounding board，非正式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團），作為流程內部的回饋管道。該小組由技術社群、產業、公民社會等代表組成，其功能是在談判過程中整理各界意見、彙整關切事項並回饋給協調大使，進而影響後續文件草案。協調大使指出，許多小組提出的觀點已進入「要素文件」（elements paper）與隨後的「零版草案」（zero draft，第一版整體草案），也預期將在後續修訂版持續被反映。

在大使簡報中，當前WSIS+20進程內部主要聚焦四類核心議題，

（一）WSIS原始願景的再確認：WSIS自2003年、2005年以降所主張的「以人為本、具包容性並以發展為導向的資訊社會」（people-centered, inclusive, development-oriented information society）並未受到實質挑戰。各方均同意這一願景在今日仍具備正當性與指引功能。

（二）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的延續與明文化：與會者普遍要求，WSIS+20 後續文本必須持續承認並制度化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並在最終成果文件中明確列出各類行動者的地位。其中一項具體進展是，技術社群被以「獨立且明確的一類利害關係人」寫入零版草案。協調大使強調，這在以往並非理所當然，而是來自技術社群等實質介入所促成。

（三）人權之核心地位：無論是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與會者皆同意「人權」（human rights）應為數位治理架構的中心價值。然而，對於「要強調哪些人權」仍存在分歧。例如，有些國家或區域集團（例如常見於「全球南方」論述的「發展權」〔right to development〕）特別主張「發展權」與「數位發展資源的獲取及融資」，另一些行動者則主張須強化「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在數位治理與監督中的角色。換言之，所有人都承認人權，但對於人權議程中優先順序與機構化的承擔者（如OHCHR）如何入列，仍存在協調空間。

（四）WSIS與「全球數位契約」（GDC）之間的關係：各方尚未取得共識，一派主張 WSIS+20 與 GDC 應「協調一致並避免重疊、重複架構」，以免產生平行機制與資源浪費；另一派則主張兩者應維持各自獨立的授權脈絡（mandate），各自按照原定任務推進。協調大使直言，如何處理 WSIS 與 GDC 之間的「協同或區隔」是後續談判中高度敏感的焦點。

除上述四項，協調大使另指出，許多「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尤其關注「能力建置」（capacity building）、「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以及「資金與融資機制」（financing mechanisms）。已開發國家的部分利害關係人並不反對投入資源，但主張應維持「自願性」（voluntary basis），特別是當談到技術移轉時，強調應以雙邊、合意、商定的安排為前提，而非強制義務。 最後，在流程面，協調大使坦承，雖然WSIS+20已刻意擴大開放度，但仍受限於聯合國正式談判規則。目前「文字談判」（line-by-line negotiation of the text）在形式上仍屬會員國之間的政府間協商；若過度突破，可能被部分會員國指控「違反聯合國政府間談判規則」，從而拖延甚至阻斷整個進程。因此，協調大使無法保證所有非國家行動者都能以「發言者」身分全面進入接下來在紐約的文字談判現場，但他強調將持續尋找「不違反規則、卻盡量擴大旁聽或意見輸入」的形式，例如後續草案公開、標註修訂脈絡、徵求書面意見等。

協調大使並預告，預計於11月7日釋出「第一版修訂文本」（Rev.1），並在此之前與聯合國各相關機構及多方利害關係人持續進行諮詢。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UNDESA,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作為行政支援單位說明，現行做法包含向會員國散發彙整表（spreadsheet），將會員國與非政府利害關係人對零版草案的書面意見對應到各段落，並考慮在 Rev.1 後持續公開修訂版與收件管道。UNDESA亦指出，雖然全面揭露所有逐字修訂將使文件暴增（從約10頁、1萬字級距膨脹到數十頁、3.5萬字級距），但他們仍試圖在可行範圍內維持透明，並鼓勵各行動者在針對Rev.1回饋時，盡量「逐段落指摘」以便整合。

二、國際電信聯盟（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策略長發言，ITU對WSIS傳承的界定

來自「國際電信聯盟」（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策略長（Chief, Strategic Planning and Membership）Nur Sulyna Abdullah 代表 ITU 發言。她明確將ITU 定位為「聯合國體系中專責處理數位與電信議題的專門機構」（UN specialized agency for digital technologies），並強調 ITU 自 WSIS 發端即為核心行動者。 其主要立場如下，

（一）ITU 對WSIS進程的制度記憶與正當性主張：ITU 主張，WSIS 本身的淵源可以追溯至 1998 年 ITU 全權代表大會（ITU Plenipotentiary Conference），並分成 2003 年日內瓦階段與 2005 年突尼斯階段兩個高峰會會期。ITU 表示，當時 ITU 即擔任 WSIS 進程的秘書處（secretariat），且二十年來持續扮演「WSIS行動方針」（WSIS action lines）執行與協調角色。

（二）WSIS 行動方針的持續性：ITU 指出，過去二十年，WSIS 行動方針持續推動多項領域，包括資訊通信基礎建設（ICT infrastructure）、能力建置（capacity building）、資安（cybersecurity）、法規與制度環境（enabling environment）等，並與超過 50 個聯合國夥伴機構合作，特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及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ITU 將此描述為「跨整個聯合國體系的對齊」（system-wide alignment）。

（三）WSIS論壇（WSIS Forum）作為多邊、多方治理介面：ITU 表示，原「WSIS 論壇」已成為一個規模逾 250 萬名參與者的社群節點，透過成果登錄資料庫（stock-taking database）、獎項機制（WSIS Prizes）與跨機構合作機制（例如 UNGIS, United Nations Group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聯合國資訊社會小組）連結不同部門。ITU以此主張，WSIS 論壇已不僅是年會或在地研討，而是「責信機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能夠讓各方持續檢視行動線的落實情況。

（四）WSIS 架構在快速變遷的技術政治經濟環境下的韌性：ITU強調，從網際網路早期的基礎建設擴散，到行動寬頻普及、再到「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與「新興科技治理」（govern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例如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SIS架構始終提供一個「共同參考點」與「可持續對話場域」，並以「以人為本／以發展為導向／多方參與」為核心原則。ITU 據此主張，WSIS 架構「經得起時間考驗」，而 WSIS+20 審視正是全球社群重新確認這些原則、並讓「全球數位契約」（GDC）納入 WSIS 長期框架之契機。換言之，ITU 支持一種「WSIS 作為錨點（anchor framework）」的觀點，WSIS 不應被視為已完成的歷史階段，而應是 2025 年後全球數位治理的母體架構。

（五）避免架構重疊與資源重複：ITU 明確表示，其對零版草案的貢獻之一，是提醒草案必須「盤點既有機制」，避免重複投資、重複設置新平台或平行架構。此立場與協調大使提到的「避免 WSIS 與 GDC 形成重疊機制」呈現相互呼應，顯示 ITU 傾向將 GDC「納入並對齊」WSIS 既有行動線，而非另闢平行體系。

整體而言，ITU的發言將自己定位為，一方面是 WSIS 的執行骨幹，另一方面也自我呈現為「目前最有能力維持跨部門整合與政策一致性（policy coherence）的國際機構」。ITU 強烈支持在 WSIS+20 中正式確認 IGF 的永久授權（permanent mandate），並強化 WSIS 論壇作為「更廣泛參與與政策協調」的平台。

三、技術社群聯盟（TCCM, Technical Community Coalition for Multistakeholderism）與域名/技術基礎層的觀點

「哥斯大黎加國家網域名稱註冊管理單位」（.cr ccTLD 管理方，Costa Rica ccTLD registry）執行長同時代表「技術社群多方利害關係人主義聯盟」（TCCM, Technical Community Coalition for Multistakeholderism，技術社群多方利害關係人主義聯盟）發言。TCCM 目前設有秘書處，成員橫跨多個區域，目標是讓「營運網際網路關鍵基礎設施與服務的機構」形成一致對外的政策聲明。 TCCM 的主要立場如下，

（一）肯定零版草案，並視其為「可期待的起點」 TCCM 認為零版草案為一個「有前景的開始」（promising start），特別是草案承認技術社群是明確且獨立的一類利害關係人，而非被隱沒於更寬泛的「私部門」或「公民社會」範疇。這一點與協調大使先前所述一致，也顯示技術社群長年要求「在正式文本中被點名」的訴求正在獲得回應；（二）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必須持續、不可倒退 TCCM 強調，網際網路的關鍵資源（如網域名稱系統、路由基礎設施等）歷來由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治理，因此 WSIS+20 後續任何對「網際網路治理論壇」（IGF）資金來源與永續性的檢討，都必須在多方利害關係人架構下進行，而不能回到單一政府主導或少數國家壟斷；（三）持續介入談判流程：TCCM 表示，其秘書處已在會前與共同協調大使會晤，並提交具體修正建議，也承諾將於 11 月後續諮詢階段持續提供文字意見。 TCCM 公開呼籲共同協調大使維持「開放與接納外部意見」的談判態度。

想法

此段發言凸顯技術社群在 WSIS+20 談判中的關鍵焦慮，一方面希望「IGF 獲得長期授權與穩定融資」，另一方面又憂慮「IGF 若被重新界定，其多方利害關係人本質可能弱化」，從而導致治理權限往少數政府或大型企業集中。

Curtis（為ICANN現任執行長）亦在會場發言，重申相同關切。他逐一點出三項他視為草案最應被保留的要素，（一）將 IGF 列為永久機制（permanent mandate）；（二）確認技術社群之獨立角色；（三）再次肯認「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為網際網路治理的基本模式。Curtis 並特別強調「防止網際網路的碎裂」（fragmentation，網路碎片化／網路分裂化），主張草案中關於「維持一個全球互通、統一的網際網路」（single, globally interoperable Internet）之文字是非常重要的，應避免在後續談判中被削弱。

由此可見，在名稱與號碼資源治理、網路基礎設施運作等技術層面上，ICANN 與。TCCM 等技術社群代表形成一致戰線，他們要求 WSIS+20 明文承諾「一個不中斷、不中國界分割、避免碎裂的開放網際網路」，並且要在正式文本中持續保護多方利害關係人結構。

四、人權倡議組織與公民社會團體的觀點，人權、流程參與與問責

（一）Article 19（國際人權組織，聚焦言論自由）

Article 19 代表以「全球人權組織，關注言論自由與相關權利」的身分發言，並同時表明該組織是「全球數位權利聯盟」（Global Digital Rights Coalition for WSIS）的成員。

Article 19 的核心主張如下，（一）零版草案的「人權锚定」必須被保留：Article 19高度肯定零版草案將WSIS後續架構「明確錨定於國際人權法」（explicitly anchors the WSIS framework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該組織強調，當前全球數位治理急需「以人權為基礎的數位治理模式」（human rights-based digital governance），因此呼籲所有會員國在後續談判中不得刪弱；（二）IGF 長期化與 GDC 納入 WSIS 框架

Article 19 歡迎草案中將 IGF 視為「永久性／常設」機制，並支持將「全球數位契約」（GDC）整合入 WSIS，而非平行競逐。該組織視此為鞏固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與問責性的關鍵；（三）流程透明與多方參與：Article 19 特別提出流程性訴求，即便 WSIS+20 後續談判將轉往紐約、進入更典型的政府間閉門協商階段，仍應盡可能允許多方利害關係人「觀察」或「以某種形式列席」。即使無法全程介入逐段談判，至少應保障旁聽、獲取修訂文本與提出書面意見的權利，避免流程在最後階段排除公民社會。

（二）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APC，進步通訊協會，國際公民社會網絡）

APC 主張可歸納為三點：（一）對數位落差的實際描述必須更精確：APC 指出，零版草案提及「全球九成以上人口有上網的可能性，九成四人口處於 4G 涵蓋範圍」等數據，雖可能在統計上成立，但若將此文字置於文件前段、作為「情勢已大幅改善」之論述，恐導致政策重點錯置。她特別以非洲為例，指出實際網路普及率（internet penetration）近年甚至略為下降（從約 40% 降至 38% 左右），顯示「是否真的人人可連網」仍存巨大落差。她擔憂過度樂觀的表述，將使「普及連接、包容性網際網路建設」被低估；（二）資金與融資機制（financing mechanisms）須被制度化，APC 主張，若不設計具體且可持續的資金機制，用以支持基礎建設、可負擔性與包容性連線，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等區域將在未來 20 年依舊落後，只是以不同形式再生產數位不平等。因此，APC 建議在 WSIS+20 後續工作中成立專責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處理「融資與落實」的細節，以免「資金從哪裡來」被再度延後；（三）將數位不平等與結構性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ies）連結：APC 要求草案更清楚點名「結構性不平等」這一層次，而非僅以「國家之間的差距」來描述，因為數位不平等往往與長期的社會經濟結構有關，包括性別、族群、區域、階級與殖民歷史等。

（三）Global Partners Digital（GPD，國際數位權倡議組織）

Ellie McDonald 代表「全球夥伴數位」（Global Partners Digital，專注於人權導向數位政策的公民社會組織）發言，同樣以「全球數位權利聯盟」成員身分表態。GPD 的重點集中在流程治理：GPD 肯定零版草案的架構「平衡而成熟」，並期望該平衡在後續版本中不被削弱。此外 GPD 提出三項流程建議，（一）後續修訂文本（如Rev.1）應公開（publish），而非僅在封閉圈流通；（二）公開版本應附註各段修訂的來源與差異，使外部參與者能追蹤哪些字句為哪一國或哪一行動者所提；（三）應持續開放書面意見（written input），並搭配線上或其他可及的諮詢機制，讓非政府利害關係人能持續遞交具體文本建議。 （四）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GNI,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多方利害關係人網絡，聚焦企業人權責任）

來自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的代表發言，GNI是一個由企業、公民社會、投資方與學界組成的多方網絡，專注「負責任的企業行為」（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特別是科技公司在人權議題上的問責。GNI 的立場與 Derechos Digitales 在「企業問責」部分高度一致，並進一步具體化，其要求在WSIS+20文本中，明確要求企業進行「人權盡職調查」（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與「人權影響評估」（human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s），包括在政策制定、產品設計、乃至拓展至新司法轄區（new markets）時。其也強調必須列入「透明度、獨立監督、救濟」（transparency, independent oversight, remedy）等治理元素，特別是在內容調節（content moderation）、演算法系統（algorithmic systems）與監控（surveillance）領域。最後，GNI指出，清晰而具體的國際文字，反而能同時保護使用者權利、也抑制政府的過度干預。例如，若企業已被要求維持基本的透明與救濟機制，則政府藉口「有人權侵害」而主張極端手段（如大規模網路關閉／internet shutdowns）的正當性將相對降低。GNI的介入，使「企業的人權義務」與「國家不得以治理之名進行過度封鎖」之間，形成一套可相互牽制的框架。

五、技術標準制定社群的觀點，IAB／IETF

來自「網際網路架構委員會」（IAB,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為「網際網路工程任務小組」〔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的架構諮詢機制）之代表以 IAB／IETF的角色發言。IETF是一個全球領先的網際網路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DO）。

IAB/IETF 的主張重點，為「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的不可稀釋性」。IAB/IETF 強調，技術標準一直是在開放、多方參與的模式下形成，因此後續文件中的語言必須維持對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的強烈支持。他們「高度肯定」零版草案目前使用的文字，並明確要求後續版本「不得削弱」。此外也應維持單一、全球互通的網際網路，反對碎裂。 IAB/IETF 重申「反對網際網路碎裂」（anti-fragmentation），並指出，維持一個可互通（interoperable）、全球連通的網際網路，是網路長期穩定與成長的前提。他們呼籲談判文本保留對抗審查（censorship）、大規模監控（surveillance）、網路中斷（internet shutdowns）等做法的明確語句，並將「永續性」（sustainability）納入網路治理考量。

六、其他重要關切群體（兒少、青年、語言文化多樣性、小島國與氣候脆弱性） （一）兒少權利 UNCRC 應被視為人權基礎並納入 WSIS+20；保障須同時涵蓋「保護、供給、參與」三面向，避免以「保護」壓制表意；治理流程應確保兒少與倡議者能發聲（第 12 條）。 （二）青年 青年不僅是受惠者，而是共同創作者與正式利害關係人；在公平存取、數位包容、問責治理等議題上須具制度性席位，明文化「世代正義」。 （三）小島嶼開發中國家（SIDS） 凸顯連線成本、地理隔絕與氣候脆弱性；將「數位韌性」與「氣候韌性」並列，評估基礎設施與資料中心在極端氣候與能耗上的風險；協調方承諾提升文本可見度與連貫性。 （四）語言與文化多樣性 數位落差不僅在基礎設施，更在內容層面；需強化在地內容與多語環境；AI 治理應要求演算法透明與多語訓練資料，避免語言／文化偏誤；將「文化權／語言權」納入數位主權討論。 （五）政府觀點與 IGF 定位 IGF 不應侷限於技術與基礎設施，而應面向未來重大數位公共政策；在推動常設化時需清楚界定任務邊界，避免與他論壇重疊造成治理負擔。

七、綜合理解與後續觀察

綜合上述發言，可歸納出 WSIS+20 在 ICANN84 會議中的重點，分述如下：

（一）流程與正當性，誰能進入談判現場？共同協調大使與 UNDESA 一方面努力擴大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並強調已有「非正式多方諮詢小組」和公開草案機制；另一方面則坦言仍受限於聯合國政府間談判慣例。公民社會（Article 19、GPD、APC 等）與技術社群（ICANN、TCCM、IAB/IETF 等）則一致要求「透明、可追蹤、可書面回饋」，並要求至少「觀察」後續談判階段，以避免最終文本在封閉流程中被大幅改寫。

（二）架構協調，WSIS vs. GDC vs. IGF：ITU 主張 WSIS 應繼續作為全球數位治理的「錨」，而 GDC 應「納入、對齊」於 WSIS 框架；技術社群與政府代表則強烈要求 IGF 被正式確認為一個「長期且具資源保障的機制」，同時避免其被窄化為純技術場域。這裡的核心概念是未來的數位治理究竟是「一個整合架構下的分工」（WSIS 為母架構、IGF 為核心論壇、GDC 為補充），抑或「多個平行框架彼此競逐影響力」？這將影響資金流向、議程設定權與合法性敘事。

（三）人權基準與問責機制的層次化：幾乎所有來自公民社會與學術型／倡議型智庫的發言都將「國際人權法」視為 WSIS+20 之後的底線，並要求將「企業責任」、「數位主權或資料主權」、「演算法透明度」、「性別主流化」、「兒少參與權」、「文化與語言多樣性」、「青年作為正式行動者」等，具體寫入後續文本。這些提案反映了數位治理的議題早已不再侷限於頻寬與網域，而是延伸到 AI 治理、平台責任、資訊正義與代際正義。

（四）全球數位不平等的再定義：APC 等團體明確指出，「不能因為 4G 涵蓋率高」就宣布任務完成。真正的數位包容牽涉到基礎建設的資金模式、可負擔性、地緣政治的結構性不平等、氣候脆弱性（尤其小島國家）、文化與語言可近用性等面向。此觀點將「連線權」與「發展權」、「氣候正義」與「數位韌性」串接在一起，要求 WSIS+20 將其制度化。

WSIS+20 的談判圍繞「2025年後的全球數位治理秩序應長什麼樣子」。技術社群要求保住「開放、全球互通、不碎裂的網際網路」以及「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的制度地位；國際機構（特別是 ITU）主張以 WSIS 作為長期錨點並避免重複建制；公民社會與人權團體要求將人權義務、企業問責、性別正義、兒少權、青年參與、文化與語言多樣性，具體寫進未來十年的治理文本；小島國與全球南方代表則要求，將「資金、韌性與氣候脆弱性」視為核心而不被忽視。這些趨勢，將直接影響接下來的 Rev.1 文字，以及 WSIS+20 最終成果文件，並成為未來十年全球數位秩序的參考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