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學生的大學：聖塔菲研究所如何運作

自從去年在紐約上州亂入考察美國典型的文理學院巴德學院（Bard College）後，這次有機會深度參與非典型研究機構——聖塔菲研究所的活動。去年是鄂蘭年會，在漢娜・鄂蘭插滿原子筆的墓前，聽了不同語言的紀念悼詞；今年不是原子筆，而是在相傳有原子彈、大腳與外星人的仙人掌旁邊燒燒腦。

這篇文想要分享聖塔菲研究所背後的制度設計，畢竟很難想像一個非大學（沒有終身職、沒有學生）、非智庫（不為特定機構服務）的超扁平組織要怎麼營運，背後的歷史脈絡怎麼讓這獨特的機構得以存在，我覺得這與聖塔菲研究所的宗旨——複雜科學——一樣迷人。

不過先來談談工作坊本身。工作坊的主題是知識生產機構（Epistemic Institution）的未來在哪裡，聊著聊著，想說怎麼與會者每一個都能這麼嫻熟的進入狀況，而且每個人詮釋的切角都不一樣，有快要吵起來的時刻，但因為都很有道理，所以反而撐出新觀點。這顯然不是語言問題，應該是因為太多人在機構裡（大學為主、還有工會、教會、政府、公司）處理困難議題，是切膚之局（skin in the game）。

但因為真的真的太對味了，我參加了這麼多 AI 相關的論壇、工作坊，還沒這麼深刻過。怎麼隨便冒出來的討論者都可以快速分析案例或引經據典，甚至吃個飯都可以變成討論會。

結果我才發現我才是隨便冒出來的人，原來與會者多為某種意義上的 faculty 或 fellow。聖塔菲研究所除了大約十來個常駐教授（Resident Faculty），還有許多外部角色，分別是外部教授（External / Fractal Faculty）與博後的Omidyar Fellowship（冠名eBay 創辦人）或Miller Scholar（冠名加密富豪）。

這些外部教授好像有某種隱性的網絡遴選進來，根據資料說有一百多個人來自七十多個機構。其中一個外部教授跟我說，他們必須一年有三週要待在聖塔菲，但實際上並不容易，畢竟每個人都是大忙人。另外Miller Scholar 會刻意找藝術家或人文學者，來擴充聖塔菲研究所本身的多元性。

比如科幻作家姜峯楠（Ted Chiang）便是，從去年到今年，他在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發表了許多如何看待 AI，算是立場鮮明的 AI booster 的對立懷疑者。

我的人生觀大部分是透過科幻小說（以及一些科技人自傳）建立起來的，其中科幻的陰陽互根的兩個重要經典，分別是劉慈欣與姜峯楠。在我心中，劉慈欣代表了東方陰暗面（黑暗森林觀現在已經被使用進入主流文化），Ted 則是西方明亮但彷彿象牙球一層還有一層的文集。

我實在掩飾不了內心的激動，因為我幾乎記得他每一篇短文與專欄，只能讓自己表現得不那麼像一個心智層面的跟蹤狂變態。我跟他說我真的很喜歡《軟體物件的生命週期》，很常記得這些小生命被遺棄然後被掐死（並沒有）的場景，甚至這陣子與 Agent 們互動會不知不覺聯想回這個故事。他馬上吐槽說 Agent 又沒有情感，為什麼要這樣想（他近期在《大西洋月刊》的文裡大意是，這些 chatbot 被設計得太像有理解與情感，導致使用者很容易被誘導）。我回說這真的很難不這麼想，尤其在我隨時可以掐死它們的狀態下。（毀滅吧！）

旁邊一起吃飯的嘻皮大叔出來緩頰，討論他喜歡的科幻影集，原來是傑容·蘭尼爾，又是我另一個啟蒙老師（自己講），他發明了 VR，他的《VR 萬物論》（Dawn of the New Everything: Encounters with Reality and Virtual Reality ）我喜歡到讀了三遍，即使很意識流。我至今一直記得，最早的 VR 即使畫面裡只有很簡單的點線面，但是是「兩名使用者」共同在場的，而不是孤獨的意識體。

這創造了我對科技想像的根源，還興奮的買了 Oculus VR 來玩，結果很失望，因為現代 VR 很難看到其他人。

由各種外部教授來討論知識機構的未來實在太恰到好處了，每個教授都有自己的做法，而且因為都太新還真的沒機會盤點交叉分析。

有一名哲學系系主任說他這個學期不再點名與考試，即使學校不樂意他這麼做，但他說他是終身職，他就看看學校能拿他有什麼辦法。後面的討論讓我對終身職的制度設計改觀，以前我會覺得這難道不會走向擺爛，現在覺得這或許是變革的條件。擺爛與變革或許會共軛相同的路徑。

此外還有大量的學校治理。原來教授的治理權限有夠低，但有些就是認為這樣很好，許多其他教授認為應該更多，天吶這不就是當初紐約 New School 實驗的潮起潮落的再一輪嗎？

Larry Lessig 對於未來是悲觀的（基本上與他近期的公開演講內容一致），原因是從社群媒體一路到 AI 強化的傳播形式讓公共廣場割裂。因此他這幾年在積極推動審議民主與公民大會，哈佛法學院下的 Berkman Klein Center 也做了開源的 Frankly 審議平台，讓參與者的發言可以快速有效地被分析且被看到討論。

由於前陣子 g0v 年會剛好有機會與史丹佛的 James Fishkin 老師聊天，James 是線上審議的開山祖師，他們的史丹佛線上審議平台（Online Deliberative Platform）一直是我長期觀察的對象，之前也有機會參與合作，而且上週也剛好有機會在 Stanford 的論壇進行對談（與Charles Mok賢拜！）我一直很想要將兩個平台做個比較，果然他們是好朋友，Larry 也自己比較了兩者的差別，他的論述是開源平台能自由衍生且生長成符合在地脈絡的服務形式，這是 Fishkin 那邊的平台做不到的（儘管對我來說很震撼，線上的機器引導師某種程度上做得比人類好）。

我對開源就能落地這個想像是存疑的，一方面覺得 Agent 的時代好像真的很容易，但另一方面又覺得我們是不是太高估了小小的社群們的能動性（臺灣案例我最喜歡社大系統）。但想了想我馬上就豁然開朗了，這個存疑或許是想像的時間尺度的差別。

由於去年有幫忙處理全國青年會議，後也陸陸續續參與不同形式的審議，所以我問了 Larry 一個深深困擾我的問題，畢竟他這麼努力推動公民大會（甚至去總統初選），應該有看到什麼吧？

我問他，如果是本質上是由上而下的審議，究竟要怎麼克服象徵性參與（tokenism）與流程形式主義。即使最後的結論與倡議無效，公共預算該繼續支持這樣的活動嗎？Larry 的意見是要，而且應該持續不墜地支持，大意是可以繼續長社會肌肉（Social Muscle），這點與唐鳳的長期倡議是一致的。對了這個工作坊到處都是唐鳳的影子哈哈。

我打趣問 Larry 說我們現在還是可悲的點嗎？（他在二十多年前提出可悲點理論，大意是人被上下左右的四種力量包夾），他說我認識的是舊版本的 Larry。

好多人都在做審議實驗，還有 MIT Media Lab 的 Deb Roy 老師（又是一個看他文章長大的老師），做了十年的 Cortico，也是將參與者群分後強化討論內容的非營利服務。這些討論到後期延伸的是，學校是否不只是職業訓練所及技轉中心，而可以有更積極參與公民社會的方式。

我自己的啟發是，再好的教學方法（Pedagogy）都是會衰變的，無論引進什麼樣的科技技術都一樣。一開始很有趣的設計能啟發學生的能動性與自主性，但過了幾年不知道其精髓的學生（或老師）按表操課後，就像只會念經而不知佛義的沙彌，不知所為為何了。

AI 出現只是讓按表操課的部分，更容易去抄捷徑而已。聰明的同學怎麼可能不用呢？

想起來自己在好幾年前辦過教學初心論壇，就是在討論醫學生的學習能動性該如何啟發，哪些老師的教學法值得重視，尤其是在臨床教育。這意外的切合聖塔菲研究所這次的討論主題。我才開始覺得自己不是隨便亂入的人。

所以我們或許應該加入時間作為常數，預設新潮或歷久彌新的方法有保鮮期，任何制度設計都「不是」一個自適應系統，但加入了有意識在重訓腦袋的師生可能就是了。

或許「用 AI 增進教學法」是偽命題，如何在 AI 的幫助下，有意識地不作弊、長肌肉（但不一定是舊肌肉，比如採棉花的肌肉就不需要了），才是適合的衡量指標。

阿這篇文本來是要講聖塔菲研究所的人事結構設計與隱形網路，寫一寫飛機就落地了。其實相關細節 Agent 都幫我們寫好了，放在留言供大家參考。如果你想知道聖塔菲研究所與曼哈頓計劃的關聯、財務狀況、人事結構，不妨點進去好好讀讀。

最後小 mur，真的不要小看 AI 統整資訊並且撰文的能力。別因為看了太多辣眼睛的 slop 文就放棄 AI，那些靠 AI 沽名釣譽產垃圾文的朋友，要嘛省錢沒用太多 token 去好好完成流程，要嘛就是小算盤打太多弄壞了自己的名譽。合成文章基本上反應了操作者的品味、思路與研究方法，影響最多的肯定是作者自己。